“我们是99%！我们是99％！”这是占领华尔街行动的口号。今年的冬天迟迟未来到，给占领行动“天时”之机，再加上的离纽约很近，具“地利”之宜，加拿大最大的都市多伦多也发起了占领行动。我也参加了行动，前往圣詹姆斯公园 (St. James Park)声援驻扎在那里的抗议者。虽然这一行动广受媒体的持续关注，有轰轰烈烈之势，但实际上感觉很冷清。圣詹姆斯公园不算大，一座座的帐蓬密密地，就像是一大班野营的旅客。这里离商业中心还有几个街区的距离，并不能引起关注，四周的人们，若无其事地做着他们每天都应该做的事情。相对于社会上无动于衷的人，我们这些人是极少数的，显得很不合时仪，无理取闹似的。
占领行动是一次全球性的抗议运动。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对于这一现象的理解，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而作为这次事件的发端地纽约华尔街，北美的社会各界是如何看待这一运动的呢？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北美政治存着很明显的左派和右派，但是对于事件分析却比较复杂，并不是穷人就支持，富人就反对；或者左派就支持右派就反对。加拿大社会党的一名议员声援了这次行动，但左派的政治家也有反对的声音。作为富人阶层的超级明星、商人，也有人对行动表示支持。占领行动与以往的许多政治运动不同，这次运动的斥求不明确，没有明确的组织和行动目标，虽然大公司的贪婪是他们针对的对象，但却没有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所以，不少人仇富的人对行动本身也执反对态度。其实，对于这一行动本身对与错、有效或者无效的评价，并是不重点。从北美的大众媒介的评论来看，我们关注的重点应该是这一行动说明了什么。答案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性社会问题：贫富悬殊。
从许多数据及采访人自述来看，自从70年代末以来，北美的普通家庭的生活质量，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是有所下降的。近三十年来社会经济这不断的发展，但发展来多出来的那一部资金增长，大都进入了1%的超富有的人的手里，而不是回到99%的普通人手中。这显然是不平等的，这就是占领运动的行动依据。占领行动并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而是反对这种不平等。
历史的重演
对于美国的贫富差距，我们必需从历史来看。那场1929年史无前例的的美国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的弊端出现了。资本过度的自由化，没有约束，没有政府的规划，富者太富穷者穷，是导致危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后来，美国政府通过了 The New Deal，采用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手段，将一些行业转为国有，美国经济开始复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那里候，是福利社会。那里候，工会很强大，政府税收高，投入到大量的教育医疗，普通的市民，不用担心失业，只要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就有一生的经济保障。（有如大陆的铁饭碗）那时候，人们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享受生活，这是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那时候，因为社会福利好，社会更平等，所以竞争没有那么剧烈，工作时间因此比较短。此外，他们不需要花长时间用在每天的交通上面。从家到上班地点所需要的时间，也是一个生活质量的指标。在福利社会时期，因为地价相对便宜，大部分的工薪阶层都能够支付市中心的租金或购买产业，所以上班路途短，节省了上班路途的时间。现在，普遍的美国家庭上班路途需要的时间在不断地延长。这是因为地价不断地上升，工薪阶层不得不购买离市中心越来越远的房产。这样的结果，就是上下班路途的时间越来越长。现在在北美，一小时车程的上班路途已经成为常规，但在福利时期，这样的做法是不可思议的。在以前，因为生活成本较低，许多妇女不需要工作，是典型的家庭主妇；现在，生活费用越来越昂贵，有家庭的妇女不但要工作，不少还要同时做两至三份工作。在以前，公司倒闭的比例是比较少的，而现在，竞争剧烈，倒闭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改变了一切。右认为，国家再也付不起这么多的社会开销，于是新一轮的自由主义开始抬头，政府开始减税，银行开始降息，促进经济。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推广力度最大的是里根总统和萨切尔夫人。1989年冷战结束，让美国和西方的许多学者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对这一系统的信任度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由于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美国经济结构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也就相应地减弱了。工会不像以前那么强大了。国家更加鼓励自由市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不断调低利率，直至几乎为零。这当种促进了大公司的投资，使他们更加放心大胆地开拓市场。与此同时，这种新自由主义看似对普通人也很有利。譬如，人们很容易从银行贷款，经济确实是增长了。全球化进一步地深化了，西方资本主义系统似乎根基越来越稳固。
然而，繁华的背后却隐藏着危机。许多人认为经济的发展就是水涨船高（the rising tide wave lift up all boats.）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是水位，所有的人是船；只要水位升高，所有的生活水平都浮涨起来。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税低，利率低，超富有者成为了经济最大的受益人，超级明星，财团，基金实体，过上了真正的好日子。但是，普通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工资提高了，但那是生活成本也是每日俱增，抵消了收入的升幅。富人与普通人的经济差踞太大：平均一名大公司首席执行宫的收入，是普通员工的几百倍。这也就是，水虽然涨了，但大部分的船都没有被抬高。
社会经济不平等，造成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这是仅次于1929年的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历的危机。普遍认为，这场危机虽不及1929年，但历时更长。历史似乎又重演了，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在1929年曾经使美国经济陷入困境，而八十年后，同样又是自由主义的抬头，让经济再度陷入深深的低谷。社会经济总量的不断膨涨，中产阶级的普通人并没有从中获得好处，因为增长的部分很少流向他们的口袋，他们的提高消费能力并没有相应的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看似提高了，但是，由于来自于国家政府缩减公共开支，教育医疗的成本加大，再加上通货膨涨，大部分人的消费力反而下降。这就引发了经济的恶性循环。美国中产阶级的消费是美国经济的实体，他们消费减低了，经济自然就萎缎缩了。另一方面，税率低了，市场更自由了，这对富有阶层非常有利。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并没有把多赚来的钱返回社会办实业、创造就业机会，而是把钱用于金隔投机。在自由经济体制里，投机行为的回报率远比办实业的回报率高得多。这些富人于是乐此不疲。有钱就有政治权力，随着资产的增加而越来越大，富人阶层游说美国政府，让政府通过一些法案来保障他们投机的行为。这就加剧了问题的恶化，制度性的缺陷越来越明显，社会不公平越来越离谱，最终造成了经济危机。
这就是历史。历史上发生的事实无可否认，但解读却有所不同。左派认为国家应该增加税收，把富人的钱拿过来分到普通人那里，把社会变得更公平，这就能解决经济危机。而右派的看法刚好相反，他们认为经济危机是因为市场不自由造成的，他们可以列举许多的事实来证明国家干预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就是北美政治中左右两派的论战。对于当前的经济不景气，左右两派，以及折衷主义的中间派，不断地争论着。我比较赞成左派的观点，当然也不完全排除右派的一些论据。我从各媒体上总结了各家之言，以飨读者。
富人该不该负责
可能最具争议和直接的话题，就是富人该不该对经济不景色负责任。有学者认为，社会问题的出现，不在于最富者的1%人口，而在于最贫穷的10%人口。只要富人的收入是合法的，那就没有问题。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富人过份富有，结果压制了中产阶级，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说，富人们越来越有钱，于是消费自然越大。最上层的消费水平提高了，会产生连锁反应，下面的消费水平也跟着提高。于是，中产阶级于是受到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比如说，七十年代的美国豪宅，不及现在豪宅的一半大。以前，花十万加币可以买到一所房子；现在，因为富人不断地花大价钱买房，房价不断地升高，中产阶层的压力就更大。想要想买小一点的新房子，几乎是没有的。另一个例子是派对越来越大。以前结婚，不需要现在这么多钱。不久前，一位首席执行宫给她女儿办了个婚礼，花了一千万美金。连锁反应，中产阶级的婚礼规模标准也就升高了。更不要说孩子读书的问题，也都是这样的原因，被富人带高了的社区地价高，中产阶级被迫跟进，很辛苦。
社会化措施会不会损害经济
另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就是社会化的措施，例如奥巴马政府想推行医疗制度，会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加剧经济不景色。美国的茶党运动，其规模仅次于占领运动。而茶党是很右倾的，他们反对奥巴马的一系列政策，把奥巴马当作是希特勒式的人物，指责他想把自由经济“国家化”。 茶党以及美国的共和党老议员都认为，走出危机的解决办法，是实现更多的经济自由。他们认为经济完全自由了，问题就没了。而不少社会派学者则提出很具说服力的观点予以反驳。我听过的最有力的证据，是有关北欧国家的。挪威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他们一直沿袭高税收高福利的经济分配制度，在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是最社会平等的。人们的生活质量高，经济繁荣。倒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得较彻底的西班牙、意大利，在危机的影响下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社会经济陷于混乱。几年前有社会调查发现，北欧国家人们的幸福指数，要比美国高得多。
激励机制是否存在问题
美国在开国之初，其政治纲领就是自由民主和平等。国家需要管理，就是要确保这一价值的实现，平衡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在社会分配不公的情况下，国家应该促进其公平化。目前的经济体制下是很倾向于富人的，不公平的程度是很离谱的。如上面所述，一家公司的CEO的工资是普通员工的几百倍，而实际上他们是否付出了几百倍的努力呢？石油大享巴菲特是个比较直率的倾向于左派的大富翁。他的收入自然是天文数字，但是，他说，他的秘书所交的个人所得税比他还高。这个例子被奥巴马当成例子来教育美国的富有阶层。奥巴马也向自己开刀，说，成功的美国人应该多交税，包括我自已在内。但是，像巴菲特和奥巴马这样的富人有多少呢？敢牺牲自己利益，把眼光放在社会的健康发展的人相信只是少数派。
对于美国社会的垢病，许多话题集中在社会激励机制。经济危机前的机制倾向于大公司，低利率以及其他一系列的经济促进政策，让大银行大公司不断地进行冒险投资，以赚取更大的利润。这就是民众所指责的贪婪。有的公司，自以为蛋糕做大了就不会倒闭。万一他们倒闭，将引发失业问题等社会效应及经济的多米诺效应，所以政府不敢放死不救。正是有这种心理，他们就更加天不怕地不怕地进行风险投资。结果，莱曼兄弟等美国大公司就这样出现了问题。如果不是因为国家政策的倾斜，或许美国大公司会更谨慎保守，一场经济或能避免。在危机之后，美国政府为了拯救这些垂危的大公司，投入大量财力进行扶持补助，这实是亡羊补牢之举，能解一时之困，但要根本解决问题，还是要解决激励机制的问题。
学术界的声音
经济不平等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有的学者将其影响推广到社会本质的层次。自从经济危机发生后，北美的书市上不少分析经济的书很畅销。其中，我浏览过一本很出名的书，叫《亿万富翁的问题》（The trouble with Billionaire）作者是两们学者Neil Brooks Linda McQuaig。书中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亿万富翁的自我隔离。富豪是不会混迹于普通人之间的。他们有自己的社区，他们平时所接触的人，都是同一阶层的人。富人们有着他们独有的逻辑和文化特点，他们并不需要与社会上的普通人打交道。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大，他们与大众的接触越来越少。富人们关注的事情，游离于大众之外。这意味着公民社会的萎缩。也就是说，贫富差距加大之后，富人和普通人之间没有共同的社会经济利益，没有共通之处，所以他们就觉得没有必要接触。这种隔离并不是小事，根据这位作者的观点，这意味着美国民主的衰落，社会不和谐将进一步激化。
社会不平等还会造成其他众多的个人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另一本深获好评的书叫《精神的水平：为什么大平等可以造就强大的社会》(The 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 该者作者是Richard Wilkinson和Kate Pickett两位学者，他们获得政治研究协会2011年度奖项。这本书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目前的许多美国的社会问题，包括吸毒，自杀，心血管病，抑郁症，少年怀孕等等，都与不平等的经济体制有关。他们通过社会实验并分析了统计数据，发现更加平等的国家的这类问题相对较少，而美国是个不平等的国家，这些问题更加严重。经济的总量大小并不是决定社会问题的主要成因，主要成因是不平等。他们发现：经济不平等可以造成人的精神压力问题，从而产生各类的社会问题。
另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叫《达尔文的经济》（the Darwin economy）,作者是经济学家兼Macgrill University大学教授罗伯特·弗郞克（Robert Frank）。他将新自由主义经济称作是“胜者为王的经济” （Winner takeoff economy）。在这个经济体制里，大家都在拼死的竞争，为了争取第一。居第二位就是失败。比如，在运动比赛中总要拿第一名。在娱乐圈里都想成为最出名的女高音，男高音，钢琴师。实际上第二位又有什么不对呢？正是这种争第一的逻辑，让一些大公司挺而走险，断送了本来很稳固的基业。此外，相应于争先的需要，自由人的角色（free agent）应运而生。比如，在NBA篮球比赛中，运动明星可以自由流动，而不是绑死在一个球队里。因为可以流动，他们成为了商品，其他球队都争着要，这种竞争的作用，就是球星的身价的提高。运动比赛的逻辑尚有其道理，但是，CEO也沿用了相同的逻辑，就不怎么合理了。自从IBM率先骋用了业外人士当CEO之后，首席执行官也成为了自由人。他们不再是由本公司的出色的雇员担当了。CEO成为各大公司争抢的对象，所以，他们的薪水才可能高于普通员工数百倍。该书剖释还分析了当前北美社会的其他经济逻辑，并分析其不合理性。得出的一个重要的结论之一就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对谁都有好处，其实对富人也是有利的。
解决不平等？
这次占领行动，客观上反映了美国还是个阶级社会。美国的民主，曾经被描绘为没有阶级的民主，富人和普通人，在外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不像英国那样，拥有一个衣冠楚楚、口语浓正的上层社会。美国富人，也穿着一件夹克，就像小布什，说话还土里土气，根本看不出他与普通的美国工人阶级有什么不同。但是，新自由主义，重新提醒了美国人的阶级的矛盾。既然阶级的存在，经济的不平等，已然造成了2008年这样严重的危机，而民众又自发进行了占领行动，美国的政策会不会下定决心解决不平等问题呢？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经济实体，其经济政策的左倾或是右倾，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重大。美国未来的政策在平等的问题上怎么走，当然是世界关注的焦点。
奥巴马刚上台时，全国一片欢呼。有不少评论家以为，美国将会进行一场社会化的变革。但是事实并没有发生。美国社会的右派富人阶层在政治上的力量很大，他们决定了美国的方向，这不是奥巴马一位总统的能力可以改变的。
众所周知，奥巴马政府倾向于推行社会化改革，而共和党则倾向于保守的自由经济政策。但是有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现象，就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和穷人，许多人都把选票投给共和党。这些穷人，是社会化改革的受益者，他们为什么要把选票给一个与他们自身利益相反的政党呢？根据一些分析人士的看法，许多的普通美国民众，虽然不富裕，但总有一种美国梦。他们相信他们不会总是贫穷，需要社会福利，他们认为自己会很快地变富了。所以，他们投票给共和党人，以为促进经济，对自己的未来有利。此外，共和党也擅长包装，把自己当成一个和普通老百姓站在一起的角色，小布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共和党许诺这些美国穷人一个未来，绝对的自由，绝对的美好。左派的批评家则认为，这种提法其实是一种资本主义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
美国经济社会问题，其实也是世界性的问题。分析源于美国的占领运动以及其社会根源，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有借镜的作用。
东东
2012年6月28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