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美如何看待占领行动与社会不平等

“我们是99%!我们是99%!”这是占领华尔街行动的口号。今年的冬天迟迟未来到,给占领行动“天时”之机,再加上的离纽约很近,具“地利”之宜,加拿大最大的都市多伦多也发起了占领行动。我也参加了行动,前往圣詹姆斯公园 (St. James Park)声援驻扎在那里的抗议者。虽然这一行动广受媒体的持续关注,有轰轰烈烈之势,但实际上感觉很冷清。圣詹姆斯公园不算大,一座座的帐蓬密密地,就像是一大班野营的旅客。这里离商业中心还有几个街区的距离,并不能引起关注,四周的人们,若无其事地做着他们每天都应该做的事情。相对于社会上无动于衷的人,我们这些人是极少数的,显得很不合时仪,无理取闹似的。

占领行动是一次全球性的抗议运动。不少国家和地区都有类似的事情发生。对于这一现象的理解,世界各地的经济学家、社会学家有着不同的看法。而作为这次事件的发端地纽约华尔街,北美的社会各界是如何看待这一运动的呢?这是本文关注的重点。北美政治存着很明显的左派和右派,但是对于事件分析却比较复杂,并不是穷人就支持,富人就反对;或者左派就支持右派就反对。加拿大社会党的一名议员声援了这次行动,但左派的政治家也有反对的声音。作为富人阶层的超级明星、商人,也有人对行动表示支持。占领行动与以往的许多政治运动不同,这次运动的斥求不明确,没有明确的组织和行动目标,虽然大公司的贪婪是他们针对的对象,但却没有提出有建设性的建议。所以,不少人仇富的人对行动本身也执反对态度。其实,对于这一行动本身对与错、有效或者无效的评价,并是不重点。从北美的大众媒介的评论来看,我们关注的重点应该是这一行动说明了什么。答案是:全球化资本主义经济的根本性社会问题:贫富悬殊。

从许多数据及采访人自述来看,自从70年代末以来,北美的普通家庭的生活质量,不但没有提高,反而是有所下降的。近三十年来社会经济这不断的发展,但发展来多出来的那一部资金增长,大都进入了1%的超富有的人的手里,而不是回到99%的普通人手中。这显然是不平等的,这就是占领运动的行动依据。占领行动并不是反对资本主义制度的,而是反对这种不平等。

历史的重演

对于美国的贫富差距,我们必需从历史来看。那场1929年史无前例的的美国经济危机之后,资本主义的弊端出现了。资本过度的自由化,没有约束,没有政府的规划,富者太富穷者穷,是导致危机的最重要原因之一。后来,美国政府通过了 The New Deal,采用了一些社会主义的手段,将一些行业转为国有,美国经济开始复苏。资本主义的黄金时期是五十年代到七十年代。那里候,是福利社会。那里候,工会很强大,政府税收高,投入到大量的教育医疗,普通的市民,不用担心失业,只要有一份固定的工作,就有一生的经济保障。(有如大陆的铁饭碗)那时候,人们有更多的空闲时间享受生活,这是生活质量的重要指标。那时候,因为社会福利好,社会更平等,所以竞争没有那么剧烈,工作时间因此比较短。此外,他们不需要花长时间用在每天的交通上面。从家到上班地点所需要的时间,也是一个生活质量的指标。在福利社会时期,因为地价相对便宜,大部分的工薪阶层都能够支付市中心的租金或购买产业,所以上班路途短,节省了上班路途的时间。现在,普遍的美国家庭上班路途需要的时间在不断地延长。这是因为地价不断地上升,工薪阶层不得不购买离市中心越来越远的房产。这样的结果,就是上下班路途的时间越来越长。现在在北美,一小时车程的上班路途已经成为常规,但在福利时期,这样的做法是不可思议的。在以前,因为生活成本较低,许多妇女不需要工作,是典型的家庭主妇;现在,生活费用越来越昂贵,有家庭的妇女不但要工作,不少还要同时做两至三份工作。在以前,公司倒闭的比例是比较少的,而现在,竞争剧烈,倒闭是经常发生的事情。

七十年代的石油危机,改变了一切。右认为,国家再也付不起这么多的社会开销,于是新一轮的自由主义开始抬头,政府开始减税,银行开始降息,促进经济。这种新的资本主义经济形态被称为新自由主义(Neoliberalism),推广力度最大的是里根总统和萨切尔夫人。1989年冷战结束,让美国和西方的许多学者认为这是新自由主义的胜利,对这一系统的信任度越来越高。与此同时,由于没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威胁,美国经济结构中的社会主义成分也就相应地减弱了。工会不像以前那么强大了。国家更加鼓励自由市场:美联储主席格林斯潘,不断调低利率,直至几乎为零。这当种促进了大公司的投资,使他们更加放心大胆地开拓市场。与此同时,这种新自由主义看似对普通人也很有利。譬如,人们很容易从银行贷款,经济确实是增长了。全球化进一步地深化了,西方资本主义系统似乎根基越来越稳固。

然而,繁华的背后却隐藏着危机。许多人认为经济的发展就是水涨船高(the rising tide wave lift up all boats.)也就是说,经济发展是水位,所有的人是船;只要水位升高,所有的生活水平都浮涨起来。但事实并非如此。因为税低,利率低,超富有者成为了经济最大的受益人,超级明星,财团,基金实体,过上了真正的好日子。但是,普通人的实际生活水平并没有提高。工资提高了,但那是生活成本也是每日俱增,抵消了收入的升幅。富人与普通人的经济差踞太大:平均一名大公司首席执行宫的收入,是普通员工的几百倍。这也就是,水虽然涨了,但大部分的船都没有被抬高。

社会经济不平等,造成了2008年的经济危机。这是仅次于1929年的资本主义历史上最严重历的危机。普遍认为,这场危机虽不及1929年,但历时更长。历史似乎又重演了,经济上的自由主义,在1929年曾经使美国经济陷入困境,而八十年后,同样又是自由主义的抬头,让经济再度陷入深深的低谷。社会经济总量的不断膨涨,中产阶级的普通人并没有从中获得好处,因为增长的部分很少流向他们的口袋,他们的提高消费能力并没有相应的提高。他们的工资水平看似提高了,但是,由于来自于国家政府缩减公共开支,教育医疗的成本加大,再加上通货膨涨,大部分人的消费力反而下降。这就引发了经济的恶性循环。美国中产阶级的消费是美国经济的实体,他们消费减低了,经济自然就萎缎缩了。另一方面,税率低了,市场更自由了,这对富有阶层非常有利。作为新自由主义经济的最大受益者,他们并没有把多赚来的钱返回社会办实业、创造就业机会,而是把钱用于金隔投机。在自由经济体制里,投机行为的回报率远比办实业的回报率高得多。这些富人于是乐此不疲。有钱就有政治权力,随着资产的增加而越来越大,富人阶层游说美国政府,让政府通过一些法案来保障他们投机的行为。这就加剧了问题的恶化,制度性的缺陷越来越明显,社会不公平越来越离谱,最终造成了经济危机。

这就是历史。历史上发生的事实无可否认,但解读却有所不同。左派认为国家应该增加税收,把富人的钱拿过来分到普通人那里,把社会变得更公平,这就能解决经济危机。而右派的看法刚好相反,他们认为经济危机是因为市场不自由造成的,他们可以列举许多的事实来证明国家干预经济所造成的恶果。这就是北美政治中左右两派的论战。对于当前的经济不景气,左右两派,以及折衷主义的中间派,不断地争论着。我比较赞成左派的观点,当然也不完全排除右派的一些论据。我从各媒体上总结了各家之言,以飨读者

富人该不该负责

可能最具争议和直接的话题,就是富人该不该对经济不景色负责任。有学者认为,社会问题的出现,不在于最富者的1%人口,而在于最贫穷的10%人口。只要富人的收入是合法的,那就没有问题。相反的观点则认为,富人过份富有,结果压制了中产阶级,造成一系列的社会问题。比如说,富人们越来越有钱,于是消费自然越大。最上层的消费水平提高了,会产生连锁反应,下面的消费水平也跟着提高。于是,中产阶级于是受到越来越大的经济压力。比如说,七十年代的美国豪宅,不及现在豪宅的一半大。以前,花十万加币可以买到一所房子;现在,因为富人不断地花大价钱买房,房价不断地升高,中产阶层的压力就更大。想要想买小一点的新房子,几乎是没有的。另一个例子是派对越来越大。以前结婚,不需要现在这么多钱。不久前,一位首席执行宫给她女儿办了个婚礼,花了一千万美金。连锁反应,中产阶级的婚礼规模标准也就升高了。更不要说孩子读书的问题,也都是这样的原因,被富人带高了的社区地价高,中产阶级被迫跟进,很辛苦。

社会化措施会不会损害经济

另一个有争议的话题,就是社会化的措施,例如奥巴马政府想推行医疗制度,会不会阻碍经济的发展,加剧经济不景色。美国的茶党运动,其规模仅次于占领运动。而茶党是很右倾的,他们反对奥巴马的一系列政策,把奥巴马当作是希特勒式的人物,指责他想把自由经济“国家化”。 茶党以及美国的共和党老议员都认为,走出危机的解决办法,是实现更多的经济自由。他们认为经济完全自由了,问题就没了。而不少社会派学者则提出很具说服力的观点予以反驳。我听过的最有力的证据,是有关北欧国家的。挪威丹麦瑞典等北欧国家,他们一直沿袭高税收高福利的经济分配制度,在西方资本主义体系中是最社会平等的。人们的生活质量高,经济繁荣。倒是自由资本主义发展得较彻底的西班牙、意大利,在危机的影响下出现了严重的债务危机,社会经济陷于混乱。几年前有社会调查发现,北欧国家人们的幸福指数,要比美国高得多。

激励机制是否存在问题

美国在开国之初,其政治纲领就是自由民主和平等。国家需要管理,就是要确保这一价值的实现,平衡社会矛盾,促进社会健康发展。在社会分配不公的情况下,国家应该促进其公平化。目前的经济体制下是很倾向于富人的,不公平的程度是很离谱的。如上面所述,一家公司的CEO的工资是普通员工的几百倍,而实际上他们是否付出了几百倍的努力呢?石油大享巴菲特是个比较直率的倾向于左派的大富翁。他的收入自然是天文数字,但是,他说,他的秘书所交的个人所得税比他还高。这个例子被奥巴马当成例子来教育美国的富有阶层。奥巴马也向自己开刀,说,成功的美国人应该多交税,包括我自已在内。但是,像巴菲特和奥巴马这样的富人有多少呢?敢牺牲自己利益,把眼光放在社会的健康发展的人相信只是少数派。

对于美国社会的垢病,许多话题集中在社会激励机制。经济危机前的机制倾向于大公司,低利率以及其他一系列的经济促进政策,让大银行大公司不断地进行冒险投资,以赚取更大的利润。这就是民众所指责的贪婪。有的公司,自以为蛋糕做大了就不会倒闭。万一他们倒闭,将引发失业问题等社会效应及经济的多米诺效应,所以政府不敢放死不救。正是有这种心理,他们就更加天不怕地不怕地进行风险投资。结果,莱曼兄弟等美国大公司就这样出现了问题。如果不是因为国家政策的倾斜,或许美国大公司会更谨慎保守,一场经济或能避免。在危机之后,美国政府为了拯救这些垂危的大公司,投入大量财力进行扶持补助,这实是亡羊补牢之举,能解一时之困,但要根本解决问题,还是要解决激励机制的问题。

学术界的声音

经济不平等并不仅仅是一个政治经济问题,有的学者将其影响推广到社会本质的层次。自从经济危机发生后,北美的书市上不少分析经济的书很畅销。其中,我浏览过一本很出名的书,叫《亿万富翁的问题》(The trouble with Billionaire)作者是两们学者Neil Brooks Linda McQuaig。书中提到了一个重要的社会问题:亿万富翁的自我隔离。富豪是不会混迹于普通人之间的。他们有自己的社区,他们平时所接触的人,都是同一阶层的人。富人们有着他们独有的逻辑和文化特点,他们并不需要与社会上的普通人打交道。随着贫富差距的加大,他们与大众的接触越来越少。富人们关注的事情,游离于大众之外。这意味着公民社会的萎缩。也就是说,贫富差距加大之后,富人和普通人之间没有共同的社会经济利益,没有共通之处,所以他们就觉得没有必要接触。这种隔离并不是小事,根据这位作者的观点,这意味着美国民主的衰落,社会不和谐将进一步激化。

社会不平等还会造成其他众多的个人问题。关于这个问题的,另一本深获好评的书叫《精神的水平:为什么大平等可以造就强大的社会》(The Spirit Level: Why Greater Equality Makes Societies Stronger) 该者作者是Richard Wilkinson和Kate Pickett两位学者,他们获得政治研究协会2011年度奖项。这本书提出一个重要的观点:就是目前的许多美国的社会问题,包括吸毒,自杀,心血管病,抑郁症,少年怀孕等等,都与不平等的经济体制有关。他们通过社会实验并分析了统计数据,发现更加平等的国家的这类问题相对较少,而美国是个不平等的国家,这些问题更加严重。经济的总量大小并不是决定社会问题的主要成因,主要成因是不平等。他们发现:经济不平等可以造成人的精神压力问题,从而产生各类的社会问题。

另一本很有影响力的书叫《达尔文的经济》(the Darwin economy),作者是经济学家兼Macgrill University大学教授罗伯特·弗郞克(Robert Frank)。他将新自由主义经济称作是“胜者为王的经济” (Winner takeoff economy)。在这个经济体制里,大家都在拼死的竞争,为了争取第一。居第二位就是失败。比如,在运动比赛中总要拿第一名。在娱乐圈里都想成为最出名的女高音,男高音,钢琴师。实际上第二位又有什么不对呢?正是这种争第一的逻辑,让一些大公司挺而走险,断送了本来很稳固的基业。此外,相应于争先的需要,自由人的角色(free agent)应运而生。比如,在NBA篮球比赛中,运动明星可以自由流动,而不是绑死在一个球队里。因为可以流动,他们成为了商品,其他球队都争着要,这种竞争的作用,就是球星的身价的提高。运动比赛的逻辑尚有其道理,但是,CEO也沿用了相同的逻辑,就不怎么合理了。自从IBM率先骋用了业外人士当CEO之后,首席执行官也成为了自由人。他们不再是由本公司的出色的雇员担当了。CEO成为各大公司争抢的对象,所以,他们的薪水才可能高于普通员工数百倍。该书剖释还分析了当前北美社会的其他经济逻辑,并分析其不合理性。得出的一个重要的结论之一就是:一个平等的社会,对谁都有好处,其实对富人也是有利的。

解决不平等?

这次占领行动,客观上反映了美国还是个阶级社会。美国的民主,曾经被描绘为没有阶级的民主,富人和普通人,在外表上并没有什么不同。他们不像英国那样,拥有一个衣冠楚楚、口语浓正的上层社会。美国富人,也穿着一件夹克,就像小布什,说话还土里土气,根本看不出他与普通的美国工人阶级有什么不同。但是,新自由主义,重新提醒了美国人的阶级的矛盾。既然阶级的存在,经济的不平等,已然造成了2008年这样严重的危机,而民众又自发进行了占领行动,美国的政策会不会下定决心解决不平等问题呢?美国作为资本主义世界的头号经济实体,其经济政策的左倾或是右倾,对于世界经济的影响重大。美国未来的政策在平等的问题上怎么走,当然是世界关注的焦点。

奥巴马刚上台时,全国一片欢呼。有不少评论家以为,美国将会进行一场社会化的变革。但是事实并没有发生。美国社会的右派富人阶层在政治上的力量很大,他们决定了美国的方向,这不是奥巴马一位总统的能力可以改变的。

众所周知,奥巴马政府倾向于推行社会化改革,而共和党则倾向于保守的自由经济政策。但是有一个很不可思议的现象,就是美国的中产阶级和穷人,许多人都把选票投给共和党。这些穷人,是社会化改革的受益者,他们为什么要把选票给一个与他们自身利益相反的政党呢?根据一些分析人士的看法,许多的普通美国民众,虽然不富裕,但总有一种美国梦。他们相信他们不会总是贫穷,需要社会福利,他们认为自己会很快地变富了。所以,他们投票给共和党人,以为促进经济,对自己的未来有利。此外,共和党也擅长包装,把自己当成一个和普通老百姓站在一起的角色,小布什就是一个典型的例子。共和党许诺这些美国穷人一个未来,绝对的自由,绝对的美好。左派的批评家则认为,这种提法其实是一种资本主义乌托邦,是不可能实现的。

美国经济社会问题,其实也是世界性的问题。分析源于美国的占领运动以及其社会根源,对于其他国家和地区都有借镜的作用。

东东

2012年6月28日

南韩人眼中的北朝鲜:曾經的輝煌

北朝鮮,在我印象裡面是一個暴君統治下的經濟極爲落後的國家,國家領袖爲所欲爲。對外造核武亂射導彈,不與國際社會合作;對內濫殺無辜,人民生活在水深火熱之中。北朝鮮是世界上最黑暗的國家,與南韓是天壤之別。日前一位韓國曆史學的博士朋友跟我談北朝鮮的曆史。本以爲韓國會更加憎恨北朝鮮,但令我很意外,他說大部分韓國人並不把北朝鮮看得那麽邪惡。他說,北朝鮮並不一直是一個黑暗的政權,北朝鮮是國際社會,尤其是美國對外政策造成的一個惡果。

這位朋友給我看了一本畫冊。這是1990年在法國出版的平壤市畫冊。那裡高樓大廈,就像是九十年代初經濟奇跡的深圳。北朝鮮是有過一段光輝歲月的。在二十世紀七八十年代。北朝鮮是社會主義國家陣營中最成功的案例。北朝鮮沒有斯大林的清算,沒有毛的文化大革命,沒有波爾布特的屠殺。北朝鮮的社會主義建設相對太平。八十年代初的中國人去北朝鮮,都開了眼界,羨慕北朝鮮的成就和生活水平。而在在中國大躍進經濟困難期間,北朝鮮還接濟了不少逃荒的中國人。南朝鮮直到八十年代中後期才超過北朝鮮的。

北朝鮮的成就最主要體現在兩方面:一個是重工業發展得好,另一個就是建築。北朝鮮發展重工業的路線與蘇聯及中國沒有太大差別,但北朝鮮很早就意識到獨立開發的重要性。他們率先採用了反化工程學(REVERSE ENGINEERING),把從國外購買來的武器進行拆裝分析,然後自主開發。所以,北朝鮮的國防技術進步非常快,包括洲際導彈之類,都是這樣開發出來的。蘇聯老大哥其實並沒有給北朝鮮大方的支持。在建築及城市規劃方面,從七十年代起,北朝鮮就懂得了綠化城市,並對城市進行現代化建設。在開發了衆多大項目中,最出名的是平壤賓館。這是一座105層樓高的巨型建築,外型像埃及的金字塔。在八十年代,北朝鮮就造出很現代化的運動會舘,其規模及設計均比1988年的漢城奧運會運動會舘強。在市容規劃上,同一時期的漢城照片,市容較雜亂無章,居住大樓的設計以及規模遠不及平壤。

北朝鮮好日子是在九十年代結束的。原因就是社會主義陣營的瓦解,蘇聯中國脫離了社會主義經濟而並軌到資本主義經濟體係之中。這對於北朝鮮來說是個致命打擊。北朝鮮的經濟,一直以來是與社會主義陣營國家進行物物交換,並不屬於國際資本市塲體係。一旦失去了交易的國家,北朝鮮就沒有貿易的對象了。北朝鮮不願意走中國的經濟改革之路,因爲當時的領導人認爲他們的社會主義很成功,沒有問題。於是,北朝鮮繼續沿用刻板的社會主義經濟。結果當然是災難性的,無法進行國際貿易,北朝鮮的經濟也就急速直下了。那座105層的平壤賓館,旨在成爲世界最高建築的工程,蓋到了第105層的時候,北朝鮮開始陷入孤立,於是,這建築成了世界最大的爛尾樓。

北朝鮮是個能源缺乏的國家。沒有經濟貿易,沒有了石油的進口,北朝鮮的整個經濟就無法正常運作了:重工業機器也不能發動了。現在的平壤的對外宣傳的圖片,街道雖很漂亮,但一輛車都沒有,很是詭異。這也是缺乏石油的結果。沒有汽油還有許多其牠的後果,比如北朝鮮在九六年和九七年經歷了自然災害,因爲沒有汽油,機器無法發動來救災,朝鮮花了很多年才得以恢復過來。

北朝鮮的地型是以山地爲主,曆史上都是遊牧民族,不適合農業,食品匱乏。北朝鮮被孤立之後,其自給自足的經濟受到自然條件的限制,使得人民的食品成爲一大問題。

談北朝鮮,當然要談到美國。這位朋友對美國感到憤慨。他說,美國對於北朝鮮的經濟封鎖,是北韓人民生活貧困的一個重要的間接原因之一。本來,克林頓政府時期出現了轉機,他已派了國務聊貝爾格來特與金正日會面,想改善兩國的關係。但布什政府一上臺,其對朝鮮的態度就產生了一百八十度的轉彎。布什把北朝鮮形容成邪惡國家,在宣偉方面進一步妖魔化北朝鮮和金正日。

這種妖魔化在北美是很普遍的。舉個例子,幾年前,經常可以聼到美國的文藝節目談北朝鮮。其中我聼過的一個廣播節目,講述一個西方人與北朝鮮女人的故事:美國人在朝鮮戰爭期間認識並愛上個北朝鮮姑娘。後來美國人囬美國去了,而北朝鮮女人則不願前往,留在原處,並生下了這個美國人的小孩。多年後,美國人利用一次公事到北朝鮮的機會,悄悄地去找他所愛過的北朝鮮姑娘。可是,他見到的不再是昔日的愛人;那愛人衹剩下對食物的渴望,對生存的掙扎。問及生活情況,她都不敢多說,怕政治迫害,好像說話都得小心謹慎,作賊似的。她需要的,就是“有錢嗎,把錢留下,走人,不要連累我。”

這個收音機節目是連播的,其中有很詳細的關於北朝鮮人的生存狀態及政治生態的描述,讓聼者感受到一個人間地獄。這樣的文藝節目,在美國加拿大是不在少數的。北韓的局勢被夸大了,製作單位在有意無意之間,創作了這樣一種符合布什的意識形態的作品。

關於朝鮮戰爭,又是一個非常值得思考的問題。一般人都認爲北韓先挑起事端,憑借軍事力量的不平衡進犯漢城,想把整個朝鮮半島變成紅色的社會主義國家,並殺了不少資本家。然後,美國不得不介入將北方人打囬去,再然後就是中國的介入,打個平手,最終和解。然而,我的韓國人朋友並不這麽認爲的。他說,對於朝鮮戰爭的起因,事實上是南韓人先挑起的。一些南韓人,在日本投降後,向望社會主義就前往北朝鮮。因爲意識形態的冷戰,南韓政府殺害了這些人的家人。於是這些人南下報復,這才引發了北朝鮮的進攻。後來南韓在美國的支援下殺向北方,殺掉了大量的平民百姓和中國人。相比之下,中國軍隊與北朝鮮軍隊都不錯,不歁負老百姓。而美國兵和韓國兵,強姦婦女的行爲時有發生。

朝鮮戰爭時,美國擁有絕對的制空權。就是像打伊戰那樣,美國飛機對北朝鮮進行地毩式轟炸,北朝鮮被炸成平地。美國麥肯瑟將軍的計划,就是要拿下北朝鮮,接著再打進中國。蔣介石當時還訓練了一些水兵派往朝鮮,準備配合麥將軍反功大陸行動。在朝鮮戰塲上,於是就有了中國人打中國人的事情。然而,在最重要的關頭,蘇聯成功試爆了原子彈。這一下子不得了。美國政府立馬下令放棄進功中國的計劃,因爲害怕事態擴大會引起與蘇聯的核戰爭。北朝鮮的政權於是得以保住。

我的朋友談朝鮮的抗日戰爭,讓我感到意外。他說,我們都知道金日成的抗日英雄事跡。他成爲北朝鮮的領導人,是衆望所歸的。老一輩的朝鮮人很崇拜他。相比之下,韓國建國的領導人都是日據時期的通敵者,他們在日據時期接受日本人的任命,是出賣同胞的賣國賊。二戰後,因爲美國喜歡這些人,所以就讓他們組成了韓國政府。在民望方面,南韓曾經是個不合法的政府,眞正民族獨立的政府,應是金日成的政府,是當時普遍人們心中的眞正政府。民心向背是朝向北方的,這才有了南韓人投靠北朝鮮的事情,從而促發了朝鮮戰爭。

自從朝鮮戰爭結束以後的很長時間裡,北朝鮮人的生活要比南韓好,因爲社會福利好。衹是到了八十年代末,亞洲四小龍的興起,南韓才超越了北朝鮮。曆史是很諷刺的。昔日的英雄,成了今日的暴政;昔日的走狗,成就亞洲的奇跡。其他國家不也是這樣嗎?法國的維希,他是一戰的民族英雄,但二戰時成爲法西斯的走夠,津巴布韋的墨加貝,還有民國時期的汪精衛。時間能改變黑白,曆史一再印證了這一點。

北朝鮮的性格,與捷克類似。曆史上的北朝鮮不畏強暴。它不屈服於美國,也不順從蘇聯,以及現在的中國。一方面,這各性格值得尊敬;但從另一個方面來看,則是頑固。

對於北朝鮮的領導人,這位朋友認爲這個政權必需得改變。但是,他並不認爲北朝鮮領導人是瘋子,對南韓構成的威脅其實並不算太大。北朝鮮是不會亂來的,他們敵視的是美國日本,而不是韓國。韓國人對北朝鮮的威脅並不感到很嚴重。他們也曾嘗試過開放,金正日在執政之初,也是改革過一些外交內政。但是,國際關係的複雜性,以及在國際社會上被孤立,所以朝鮮的領導人關起了國門。

北朝鮮的軍事實力據說處在世界前十位。平壤有兩個城市,一個是地面你能看到的,一個是在地下的軍事設施。他們從朝鮮戰爭學到的,就是制空權在美國,他們必需把軍事轉向地上。而且他們製造出先過的地對空武器,對地對海上戰艦的先進防衛性武器。北朝鮮是中國最好的國防夥伴,如果對中國的戰爭暴發,惟一能幫中國的,衹有北朝鮮。美國也是怕北朝鮮的軍事實力的。鳳凰衛視的軍事專家馬景盛先生曾說北韓的大浦泂導彈沒有準繩。然而,它的存在本身就是很重大的威脅。美國也不敢輕舉妄動。

朝鮮與中國當然也存在著很微妙的關係,他們互相利用。中國利用朝鮮問題的影響力,來顯示其國際社會的重要位置,如果朝鮮問題解決了,那麽中國的重要位置就會弱一些了。從這個角度出發,北朝鮮是中國的一個好棋子。北朝鮮,也從大國政治中獲取一些好處。北朝鮮的出路,這位朋友認爲,應該學中國的經濟改革建設,而不能像俄羅斯一樣的驟然性變革。

2008年7月28日多倫多

 

美國的醫療制度與中產階級的危機

與其他發達國家相比,美國的醫療制度常常被人詬病。高昂的費用,問題多多的醫療保險。美國著名紀錄片導演Michael Moore制作和導演電影SICKO(2007),詳細地分析了美國的醫療體係的弊端,被捧爲經典。影片將美國與幾個醫療制度健全的國家相比,包括加拿大、英國、法國和古巴,然後警告普通的美國人,美國的醫療制度的缺陷有可能讓你的中產家庭傾家蕩產。

美國本來也是一個福利國家,國民享有公費醫療。但是,政府從1973年開始實施了HMO法案,把醫療體係商業化。原因比較複雜,一是害怕免費的社會福利會讓國家走向共產主義,另一方面是爲了減少國家負擔,拯救石油危機後的經濟不景氣。在商業化後的醫療體係中,美國人必需買醫療保險來治病。但從電影所分析的個案來看,這種以贏利爲目的的體係問題很嚴重。醫保公司爲了最大化其利澗,想盡辦法拒絕付保費,結果一些人因此而失去了治療的機會,甚至失去了本來不應失去的生命。在這係統中,醫保公司對於保險賠償的申請是根據醫生的評估來決定的。然而,不少醫生在經濟利益上與醫保公司是相關聯的,所以,本來有理由得到醫保費的病人,醫生卻不給予他們證明,所以病人無法從醫保公司拿到賠償。即使醫生找不到理由來拒絕病人的證明,醫保公司還可以通過熟悉法律的專職人員找出病人以往的病史,並從中找到一些破綻,來證明這些病人違反了醫保合約。這樣,醫保公司就不用花錢了。這樣的體係,眞的難以想像發生在今天的美國。

美國人往往會詬病加拿大的公費醫療制度,認爲非商業化的醫療效率低,而實際上,美國的商業性醫療係統確實是有技術及資金的優勢。但影片認爲加拿大並不像美國人所想像的,經常需要排長隊等待就醫。加拿大、英國、香港等受英聯邦影響的國家或者地區,都采用了公費醫療。英國的公費醫療始於二戰後的重建,當時英國非常窮:人民沒有足夠的食物,許多生活必需品的供應都是供給制。在這個特殊時期,政府控制了人民生活的許多方面,這樣,寧可人人挨餓,也不要有人飽食,有人餓死。在這種背景下,英國開始實施完全免費的醫療制度,並延續至今。英國的制度比加拿大好。在加拿大,雖然看醫生免付費,但藥費也是得自己付,除非有顧主爲你買藥品保險。在英國,不管你買處方藥,你都衹需付6.99英磅,相當於10美元。(電影所說的時間是2006以前)甚至,上醫院還可以報銷出租車車費。這樣的服務,是對全部公民開放的。

Michael Moore認爲更好的醫療制度在法國。法國也是全免費的醫療體係,除此之外,還有免費的24小時醫生上門服務熱線。如果你生小孩,國家會根據需要給你派保姆,幫你帶小孩,甚至洗衣服。這些服務是免費的。國家還規定了上班人員在一年內應擁有五週的假期,如果有病的話,在病假期間可以拿到全額的工資。對於前社會主義陣營國家,國家支付醫療費用,但往往是醫療服務水平低下,設備技術比較落後。現存的社會主義國家中,衹有古巴的免費醫癤系統健全,醫癤水平相對較高,而且是完全免費的,而且藥品很便宜。Michael Moore很諷刺地呼籲美國人移民到古巴去。

美國的醫療制度可以造成家庭的不幸。電影講述一件眞人眞事:有這樣的一對美國夫婦,本來是中產階級,女的是報社編辑,男的也是專業人士,收入不菲,養育了六個子女。後來,男的得了心臟病,入院治療;不久,他又第二次住進了醫院,第三次他又犯病的時候,醫保公司宣布他不能再享受保險了,因爲他超過了醫保的上限。女的後來得了乳癌,因爲醫癤費用高企,他們破產了。他們賣掉了大房子,衹能暫時住進其女兒的地下室,其已成年的子女,對他們的到來不是很歡迎。這對不幸的老夫婦,衹能像做錯事的小孩一樣向他的子女道歉。

這個事例可以看出美國社會不人性化的一面。赤祼祼的金錢關係,受害者是中產階級。這部電影針對的是美國,但也影射了沿用醫保制度的其他國家,因爲美國的醫療保險的問題是世界性的。在美國發生的事情,也會在其他很多地方發生。這確實是生活在沒有公費醫療的國度中的中產階級所應擔心的事情。沒有醫療保障,隨著醫療的商業化以及費用的不斷提昇,中產家庭辛苦得來的生活擋次,會因爲一夜之間的大病而蕩然無存。發展中國家面臨著環境破壞,食物污染,緊張的工作節奏,不合格的醫生的等等問題,威脇著國民的身體健康。這些因素,會隨時間增長以及年齡增長而變得越來越嚴重。

小年輕

2008年8月30日

 

美經濟學教授:全球经济衰退的三層原因

美国的莱曼兄弟公司(Lehman Brothers)是当今全球化经济很不光彩的一页。这家公司在2008年的倒闭引起的连锁发应,促发了世界性的经济衰退。这自然就引起了知识界对类似莱曼兄弟这样的大公司的管理层的质疑。当前蔓延全球的“占领运动”(如Occupy Wall Street),政治诉求虽不明确,但矛头的指向却很明显:他们反对的是大公司的贪婪。现在西方的经济衰退、债务危机,都是因为这些大公司的贪婪造成的吗?在经济政治领域名声挺大的彼得•高里米奇教授(Peter Gourevitch)日前在多伦多Munk School作了一个报告,分析一些经济衰退的原因。他提出微观形势分析角度(Micro View),重点分析西方大公司高级管理层过多地采用高风险性的举措,以及由此造成的影响。除此之外,他还提到一个次要的但却有趣的现象;西方的经济精英不少已经重心转移了:许多人才流向了投资银行和学术界及经济机构,而不是留在大公司里当高级管理层。这些精英的缺失也是造成大公司出现问题的原因之一。

高里米奇教授的报告规格比较高,在场的不少是出名的专家教授,包括加拿大自由党的前党魁、竞选总理未遂的Michael Ignatief。高里米奇是加州大学圣地亚哥分校国际关系和亚太研究学院的特骋教授(distinguished professor), 他的研究主要是全球化经济体制下的公司管理系统(corporate governance systems), 国际贸易关系,国家如何应对国际贸易及经济全球化过程中所带来的问题和压力。他在1986年出版了一本书叫《艰难时期的政治:应对国际危机的比较》(Politics in Hard Times: Comparative Responses to International Crises (Cornell, 1986),已被翻译为西班牙语意大利语等语言,据称将于近期在中国推出中文版。他最新的书是《公司控制与政治权力:新一轮的全球性政治》“Political Power and Corporate Control : the New Global Politics of Corporate Control (Princeton 2005)”

反映华尔街内幕的电影Too Big to Fail的画面

什么原因造成西方乃至全球的经济衰退呢?高里米奇教授的报告将答案分成三部分:第一部分,个人的原因,即西方大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CEO;第二部分,国际大形势,譬如世界贸易不平衡,国家的高借贷政策、高财政赤字运作;第三部分,微观形势。微观形势是高里米奇教授自己的观点,也是报告的重心,而前两部分的内容是引用自政治经济领域的其他专家的普遍观点。(他的报告名称为“EXPLAINING THE RECESSION OF 2008: IS GREED ENOUGH?”)

对于经济衰退,在公众领域,不少人把矛头指向了大公司的管理层的贪婪及腐败。而最典型的例子,无非就是美国前石油公司Enron的CEO及其领导班子,以及莱曼兄弟公司的前CEO 理查得•福尔德(Richard Fuld)。说公司贪婪,那么这两个例子就是最典型的。比如说福尔德,在公司出现问题的时候,那时候有买家提出收购莱曼兄弟,但福尔德没有同意。他不同意的原因,是想要卖一个更高的价钱。但是,实际情况是越等价钱越低。到后来他也干脆就打消了卖的念头。他认为像莱曼兄弟这么大的公司,美国的金融系统是不会让它倒闭的。像他这样的人,总有一种依赖性的想法,叫做“too big to fail”(公司影响太大,政府不敢让它倒闭)。美国的金融界向来就有这种传统,出政府出资来拯救一些濒临危机的大公司,这叫做”bail out”(政府经济扶助)。但是,在莱曼兄弟这个例子里,美国政府并没有给予经济扶助,最终的结果是公司破产,殃及池鱼无数。这些大公司的管理层的通病,高里米奇教授延引普遍的看法,就是过份注重短期利益,过份的冒险,喜欢下大赌注。对于这个话题,高里米奇提到一部美国电影,叫“too big to fail” (HBO出品,2011年5月),适合对这话题感兴趣又不想看分析报告的人。这部电影从多个侧面反映了华尔街以及华盛顿当局处理经济问题的圈内故事。

至于第二部分的大形势,包括世界范围的大幅度资金流动,低银行存款利率等等,那是众所周知的,我就不多转述了,但有一点提一下:在西方经济领域时不时有人讲“如果美国和欧洲少消费一些,中国多消费一些,那么全球的经济就好会了。”但是,高里米奇教授认为,这种理想化的意愿是不可能的。在八十年代,同样有人提出“美国要少消费一点,日本要多消费一点”,但都是事与愿违的。关于宏观形势与经济衰退的问题,他建议阅读的书是Jeff Frieden and Menzie Chinn写的“This time is Different: Eight Centuries of Financial Folly”(2009年出版)。他还建议听众去查阅“Financial Crisis Inquiry Commission Report 2011,这份美国政府出台的经济报告据他说在网上可以直接下载来看。

第三部分,微观形势。什么是微观形势?在高里米奇教授解释说,微观形势就是构成宏观形势的单位,包括具体的公司管理,劳务关系,教育背景等等。高里米奇教授之所以强调这种微观形势,依我的理解,主要原因在于:关于宏观的形势分析结果,作为公众并不能改变多少?微观形势是构成宏观的元素,是发生在我们身边的,是相对比较能够把握的。所以,把焦点放在微观上,似乎更有意义。当然,强调微观并不排除对宏观的考虑,这两者并不矛盾。

在微观形势上来分析美国大公司的问题,高里米奇教授讲了美国大公司的激励机制。这些激励机制是很有问题。美国的大公司一般是所有者与经营者分离,股东并不参与直接的管理,而是骋用非常高薪酬的CEO,而且没有有效的监管机制来限制这些CEO的大权力。这些CEO为了自身的利益,往往不惜冒险地投资。这是为什么公司管理层贪婪腐败的制度性的原因。

在报告完毕后的讨论期间,与会的几个人提起经济人才的流失。高里米奇教授也同意地说,现在的商界精英,都去了投资银行,而不是做实际的买卖,又或者,都成为我们的一员(指成为学术界及政界)。聪明的人有好的选择的话,都不大会去做公司高层了。我的理解和猜测可能不太准确,但说无妨:大公司主义通常是社会运动的标靶,公司总裁一不小心就会成为攻击的对象,而作为学术界,智库的成员,没有这风险,而且声名好。

根据我在会场的观察,在Munk School这个可容百人的会议室里,听众多数都是上了年纪的人,而且他们似乎都相互认识。年轻人较少。虽然是谈经济衰退等重大事件,但气氛还是比较轻松,发言者及听者都时不时讲一些小幽默,不会有什么慷慨激昂的表达。

为何越现代的产品越不耐用

有没有发现越是现代的产品越不耐用? 我小的时候, 记得奶奶用的剪刀尺子等工具, 模样老土, 却非常的经久耐用。而我新买的文具, 没用多久就坏掉了。 在电脑时代以前, 英美国家的普通人家都有一台打字机。这些机械的打字机一用就是十几年。现在呢, 买部新电脑, 没过几年就要换一部新的。苹果公司的iPhone更甚, 几乎一年出一新款, 让老款不到一年就显得过时了。 为什么现在的东西都更新换代得很快? 为什么科技不断地进步, 但产品的寿命却不断地缩短? 最容易想到的答案就是: 不经常换代, 那人家公司怎么赚钱呢? 说的是对的, 不过,我们还可以再往细究一下。上述这些现象, 反映了一种资本主义的不成文规律, 这种规律是不光彩的, 一般不写进教科书的。 我说的是 Planned Obsolescence ‘计划性淘汰’(我不知道中文里的官方翻译是什么, 我暂译用该词)。

什么是计划性淘汰?举个更加明显的例子。我们知道电灯的发明之后, 欧洲的家庭开始普及使用。制造电灯泡的公司开始互相竞争,提高产品的质量, 以吸引消费者。十九世纪末二十世纪初, 有一家电灯公司, 在同行中胜出, 因为他们生产的灯泡的寿命要比同行的长。可是, 这家公司很快就发现, 灯泡的质量提高了, 可是公司的利润却没有提高, 因为灯泡的质量太好了, 消费者买了之后, 就不需要再回来买新的灯泡了。于是, 这家公司开始给技术开发人员下命令, 要求他们降低灯泡的寿命, 要求把灯泡设计为: 使用了三千个小时后(具体的小时规定只是个大概)就及时地坏掉。 这样, 他们的顾客又重新回来了。 这就是计划性淘汰的最典型的做法。在一百多年前, 这种做法就开始了,各行各业根据各自的行业特点, 对计划性淘汰的做法不断地翻新, 直至今天。

计划性淘汰的不道德之处, 在于故意地降低产品的耐用度, 目的无非是为了追求利润。明明有很好的技术, 但他们却不把技术用在提高顾客的实际使用需求上, 而是挖空心思, 在不让顾客对产品失望的情况下, 让产品在适当的时候成为过时产品。再接下来, 有一个发明家将电灯泡的寿命延长到一百年。

我们生活在资本主义里, 绝大部分的产品都是直接的或间接的计划性淘汰的结果。我们穿的鞋, 我们的日常用品, 包括所谓的耐用消费品, 如洗衣机, 电冰箱, 等等, 都是被人工定时要作废的。当它们作废时, 我们往往以为这些产品寿终正寝, 或者责怪自己使用不当, 或者以为是某个品牌的质量问题。但其实, 这些东西本来是可以更耐用的,其实并不是厂家没有能力。

我们能怪生产商的不道德吗?其实不然, 因为这不是个别现象, 而是一种规律。 我们能不要这种规律吗? 答案是不能, 至少在目前来说是不可能的。如果没有计划性淘汰, 我们的经济就不能拉动消费, 我们将看不到繁荣的商场, 大部分的人将会失业, 我们将会大倒退。 谁让我们都为了资本主义的棋子呢? 我们没有回头路可走。

那么不管什么道不道德了,反正经济好,就行了,这样可以吗?可以,但是,这种计划性淘汰造成的问题,不只是道德的问题,而是一个环境问题,一个是否可持续发展的问题。比如, 现在非洲穷国家里, 有大量的废弃电脑垃圾, 这都是发达的资本主义经济体运来的垃圾。计划性淘汰,就是计划性浪费,造成了自然资源的不必要的浪费。

这种浪费有多大?再拿电灯泡来做例子。如果没有计划性淘汰,一个电灯泡能用多久?答案是:一百年。这没有夸张。一百多年前就有厂家生产出能用一百年的灯泡,而且今天还有有现存的。在美国一个城市消防队的仓库里就有这么一颗灯泡。这颗灯泡每天都在使用,一百多年过去了,它还是照常地工作,没有半点问题。我们现在的灯泡平均寿命有多久?几个月,几年?本来可以用一百年的东西,被缩短为几个月几年,你可以算个数,丈量一下这个浪费的程度。

计划性淘汰并不是什么新的概念了,但经常被人们忘记,所以有必要提及。我说的这些观点,并不是我个人的 观点,而是大多数人的观点。